幾經波折后終于上市的共享辦公概念股WeWork，在當地時間周一發布了今年第三季度，也是該公司上市以來的首份財報。
在剛剛過去的三季度，WeWork總共實現了6.61億美元的營收，較前一季度增加了6800萬美元，但較去年同期的8.1億美元顯著下滑;公司單季度的凈虧損也從去年的9.4億美元下降至8億美元。
在辦公空間方面，截至三季度末，公司旗下總共有93.2萬個位置，去年同期該數據為102萬。不過，公司實體會員的數量從去年50.7萬上升至54.6萬，為連續三個季度上漲。與此同時，實體空間的出租率也繼續反彈至59%。
WeWork表示，隨著疫情防控措施的放松，全球各地的公司和員工對線下辦公空間的需求持續反彈，WeWork從中受益。具體而言，其實體辦公空間的出租率同比增長了9%;會員人數也增加了7%。
展望未來，Wework預期，出租率指標有望在2022年末恢復至90%，年營收在2024年將沖擊70億美元。在上個月的一次投資者介紹會上，WeWork也提到，在疫情后的世界里，員工將尋求更靈活的工作空間，這樣的趨勢有利于WeWork的業務發展。
對于Wework上市后的首秀，市場給出了不錯的反饋。截至當日收盤，WeWork股價上漲3.38%。
但回顧過去，Wework的上市之路并沒有那么順利。有軟銀集團背書，WeWork早在2019年就已經成為獨角獸公司，估值達470億美元。
但由于投資者對其商業模式和公司聯合創始人AdamNeumann的管理方式感到擔憂，疊加新冠疫情的影響，WeWork的IPO計劃最初以失敗告終，Neumann也因此被解雇，WeWork最大投資方軟銀介入。不過截至目前，Neumann仍然持有WeWork11%左右的股份。
經歷了兩年前沖擊IPO失敗引發的震蕩，今年10月21日，WeWork通過與一家特殊目的收購公司業務合并，正式以SPAC方式登陸紐交所。但90億美元的估值與2019年首次申請IPO時470億美元的估值相去甚遠。
不僅如此，上市后，公司股價遭到炒作，市值一度達到112億美元，隨后又下跌至今。昔日獨角獸風光早已不再。
眼下，Wework連年虧損，盈利遙遙無期，只得靠燒錢勉強換來生存之路。公開資料顯示，WeWork最大的支出是空間運營支出，大部分的支出是向房東支付租金，簽約時長達到10至15年。這種商業模式不僅燒錢，而且具有危險性，因為租賃費用會分攤在每期費用支出之中，高額的租房費用就會承擔著高風險性。
《華爾街日報》指出，對于WeWork來說，共享經濟時代“用虧損換規模”的邏輯落空對公司影響持續至今，本質上仍處于“每收到一塊錢就要虧更多”的境地。
此外，Wework還一直處在出售資產、調整業務的狀態。過去兩年間，WeWork一直試圖通過關閉不盈利業務以及出售非核心資產來減少虧損。
對于公司目前的虧損情況以及未來的計劃，北京商報記者聯系了Wework方面，但截至發稿還未收到回復。
有分析人士認為，作為共享經濟的代表型企業，Wework最大的財務支出是空間運營費用，由于共享辦公常常選址在商業中心區，因此公司承擔的成本和風險也更高。但Wework的營收模式目前還比較單一，同時共享辦公經濟在疫情期間陷入停滯階段，因此在當前形勢下，為租客們提供創新、便捷化的服務，打造差異化的競爭優勢，也許才是共享辦公的“新出路”。
不過在全聯并購公會信用管理委員會專家安光勇看來，WeWork的問題不能看作是該行業整體的問題。首先，WeWork之前的表現是由領導層管理和無節制地亂花錢導致的，與該行業的發展前景并非直接相關。另外，疫情的確是黑天鵝事件，并不能把其責任歸結到共享經濟中。隨著疫苗、治療藥的出現，疫情的影響在逐步降低。
對于未來的市場，安光勇認為，如果不考慮其他意外因素，或者黑天鵝事件，共享辦公經濟還是有發展空間的。“當整個社會回歸到疫情前的經濟狀況，且通過內部的人員調整，消除意外因素后，WeWork還是能夠獲得資本的青睞。”
值得一提的是，WeWork不是共享辦公領域第一個上市“吃螃蟹”的人。2020年11月，中國的共享辦公企業優客工場同樣采用SPAC的方式登陸納斯達克，成為全球“共享辦公第一股”。
不過，優客工場和WeWork一樣，也在虧損中打轉。優客工場的招股書顯示，2017-2018年，公司的凈虧損分別為3.37億元和4.45億元。2019年前三季度，優客工場持續虧損，凈虧損達到5.73億元。
(北京商報記者陶鳳趙天舒)
